上周在美国使馆参加活动，大使夫人Mona Lee Locke（李蒙）邀请了10多位女企业家，交流各自的经历和对女性创业的建议。听了许多八卦，也有不少感触。

圆桌上有Soho中国的CEO张欣，俏江南的张兰，中金的梁红，摩根斯坦利的中国区CEO孙玮，麦肯锡的合伙人余进等等。大使夫人当算同行，新闻科班出身，在华盛顿做过电视记者和主持人，短发干练，很亲切，也很敏锐。近日网上热议张兰的国籍，当日使馆聚会上，大使夫人挑选网友的问题，就有问在座各位是否移民，场上无人应答。当然这是后话。

企业家圆桌，一般从成功故事开始；女性企业家圆桌，一般再加上work-life balance的内容；而中国女企业家的讨论，则多一层转型社会特有的维度。

张兰的故事，我之前没有听过——58年生，家里是满族旗人，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被打成右派。张兰下过乡，放牛插秧做农活，此后出国打过工，吃过不少苦。创业至今22年，她觉得早期的历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年的经历尚有时代的烙印，而功成名就之后，张兰说她坚持学习管理，从哥大到哈佛，从中欧到长江，一路不间断的学过来，因为要带着企业和上万名来自社会底层的员工一起成长，“内心必须很强大。”

张欣与Soho China的故事无需赘述，她直接归功为时代机遇，“it has been largely a story of China.“ 无论张欣所在的地产，和孙玮、梁红供职的投行，都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见证和直接参与者。在这个奇迹中，中国女性与别处相比有天生的优势，即相对性别平等的环境和教育机会，以及家庭与社会在子女抚养上的支持。

梁红将此总结为：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每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帮手——帮手可以是特别得力的保姆，也可以是其他家庭成员或父母。

梁红博士曾任高盛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她说高盛往往为女性辞职而头疼，走一个女员工，强制达到女性员工比例又空出25%来。这在中国不是问题，女性很容易比男性优秀。高盛初进中国时，64%的新招员工都是女性。后来在中金也不得不适当提高门槛，避免女性比例过高。同样，张欣也抱怨说，优秀的女员工比男员工好找多了。

中国女性略显不足的是职业网络，麦肯锡的余进认为，女性的社交网络重感情，轻职业交流，缺乏职业偶像和提携互进的传统。敦煌网的CEO王树彤和王雪红一起建立了帮助女性创业的网站，算是线上的尝试。

近年来参加的女性会议不少，大部分是呼吁平等权利，而权利所指，则因地而异。如在印度，可以具体到乡村中学有没有女厕所，这直接决定女孩能否继续读书。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塔利班控制区和前控制区，女孩早上爬起来上学或许是一个生死抉择。因争取教育权被塔利班士兵开枪击伤头部的14岁少女马拉拉，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在伊朗看场足球，在沙特阿拉伯与异性朋友逛街，对于当地女性，都是不无危险和挑战的事情。

呼吁平权，不仅在因宗教或发展程度导致性别不平等严重的国家。10月在法国参加女性论坛，35岁的女性事务部长在演讲中，列出女性收入比男性少，就业瓶颈明显的种种数据。法国女性权利争取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基本权利，如受教育和工作，第二步是政治权力，即选举。而第三步，是克服工作中的隐形歧视。专设女性事务部长一职，足见上下重视。即便如此，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法国女性在公司董事会和决策层中的比例皆在10%左右，与中国差不多，英美略高，而北欧国家能达到35%。

在中国，对权利的呼吁不是介于性别，而是因为政经发展节奏不一，导致的断层。女性发展机会的多少，并非源于其女性身份，更多是该领域是否透明和能否公平竞争的反映与折射。简单说，困扰中国女性的问题，就是困扰这个国家的问题——不是基于男女，而是城乡、公私、朝野。中国女企业家层出不穷，政治家凤毛麟角，症结不在能力，而是体制。

当时正好是11月15日早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在即。在我们聆听女企业家讨论之时，左右中国未来数年走向的政治生态也在成型。中央政治局中有两名女性，占8%，历史最高；而中央委员中只有10名女性，不足5%。眼前与幕后，商界与政界，让人有强烈的错位感。往前走，从微观上，是女性个体更多主动抉择，以及知识与职业女性群体形成的合力；从宏观上看，要靠民主和开放释放社会的能量，领域阶层不计，男女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