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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尤努斯,财新和社企日

在全球最大规模的社会企业活动上,聊聊财新记者和尤努斯的渊源,也探讨如何赋能亚洲女性创业
 
诺奖得主尤努斯教授以革新小额贷款扶贫,创办格莱珉银行知名。在国内的社企圈,还熟悉他的另外一个initiative——社会企业日(Social Business Day)。每年6月最后一周举行,已经举办11届,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聚焦社会企业的活动。
 
今年的社会企业日为期一周,6月28日开始,线上线下结合,参加者来自近80个国家,线下活动在乌干达。每年的社企日里,不仅有中国代表发言,还专门开辟有大中华区论坛。今年格莱珉基金会邀请财新代表做主旨发言。首邀自然是舒立。舒立日程太满,由我代表财新来讲讲,题目是赋能女性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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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教授和财新及团队很熟悉。
 
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2006年,得奖后随即访华,在中国金融官员里掀起热浪。现在的央行行长,时任央行行长助理的易纲、副行长吴晓灵,还有银监会、央行研究局等一众官员,均与之详谈。财新主编凌华薇当时撰写的稿件《 尤努斯叩门》详述了尤努斯访问在中国小额信贷议题上引发的思考。
 
格莱珉模式在孟加拉无疑是成功的。但在中国面临包括能否允许其吸收存款,如何建立监管框架等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的小额信贷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径。但尤努斯对中国的多次访问,对提高普惠金融的认知有巨大促进。
 
2019年,财新开启了庆祝十年生日的系列活动。第一场活动就是邀请尤努斯教授做主旨发言的 财新早餐会。尤努斯教授、格莱珉中国的CEO高战以及财新的编辑记者之外,还有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谢平、北京大学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等金融、学界和企业界代表参加。
 
国内的普惠金融,虽然和格莱珉模式十分不同,也已蓬勃发展。谢平老师曾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中投公司副总经理、中央汇金总经理,他也是财新公信力委员会的委员。在早餐会上,他把国内的普惠金融政策分为三类:国有银行开展的低利率普惠金融业务,彼时有1.2万亿元规模;农村商业银行参加的普惠金融,大约3000亿元;第三是创新类,政府发放牌照的网络银行,但“无论做普惠金融还是别的业务,都要强化监管、强调牌照。”
 
尤努斯强调关注小额信贷的社会属性,首先是社会事业。对于发展迅速的金融科技,他警告要明确宗旨,是欺诈揽财的工具,还是真正的普惠金融。他坚信,消除贫困最好的办法是让贫困人群能真正发挥创业精神,只需要给他们工具和土壤。
 
除了财新的活动,疫情前我在每年冬天的达沃斯上也能见到尤努斯。他很好辨认,总是穿着浅色的孟加拉传统半长袍,在一众西装革履中非常显眼。他说话温和轻柔,但有一张口就让全场安静的效果。这样的人格魅力,以及所到之处肃然起敬的效果,在达沃斯的演讲嘉宾里大约有三个人能做到:尤努斯教授、终身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大卫爱登堡爵士(David Attenborough)、还有一生研究黑猩猩的珍古德女爵士(Jane Goo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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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社会企业日演讲的内容侧重数字化的挑战。新冠疫情明显加速了数字化,但贫困女性创业者,如果数字基础本身薄弱,高度数字化反而成为他们获得金融、信息和市场资源的障碍。亚洲发展中国家里,除了中国以外,数字性别鸿沟均呈现扩大趋势。
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根据ITU统计的2019年数据,41%的亚洲女性能使用互联网,落后于亚洲男性(48%),也落后于全球女性(48%)的使用率,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女性使用率(86%)。
分国别看更明显。智能手机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居民链接互联网的首要,甚至是唯一通道。智能手机的拥有率在中国之外的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巴基斯坦男性和女性的智能手机拥有率分别为78%和50%,印度80%对59%,孟加拉国86%比58%。
 
中国智能手机拥有率的男女比例一致,也非常高,都是96%。文化、经济和体制原因,中国的性别平等,尤其在女性创业上,比大部分亚洲国家做得更好。高比例也体现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具备相当先发优势。
 
贫困女性若不拥有手机,无法上网,在冠病阻断交通、基础社会服务日益在线化的情况下,会越来越难获得金融、教育等核心资源。上周的财新峰会上,我主持的一场论坛里柬埔寨央行助理行长Serey Chea给出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柬埔寨央行今年推出电子钱包,希望推动一站式金融服务,但发现66%的使用者都是男性。她说,“我担心,这些加速金融服务的数字化的举措,无意中将女性更加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了。”
 
尤努斯和格莱珉特别强调给女性贷款。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97%贷款提供给女性,因为在贫困家庭的资源分配上,女性明显更负责任,也更有契约精神。柬埔寨央行的数据也体现这一点,他们刚刚推出的信用健康查询程序,80%以上查询信用健康情况的都是女性。
 
在公共服务日益在线化的今天,弥合性别数字鸿沟,或许是在发展中国家赋能女性创业最有效的举措。
 
演讲结束后,主持人称赞说信息量挺大。他来自孟加拉,听到孟加拉近30%的男女手机拥有率差距颇有些沮丧,不过格莱珉在孟加拉有个著名的电话创新项目,绕过手机拥有权,直接分享使用权——这个项目叫电话女士(telephone ladies),资助农村女性买手机,她们再按分钟把移动电话租借给其他用户。这本质上是把格莱珉银行对金融服务的小额、分布式、社区化的做法,移植到数字时代核心的电信和互联网资源上了。这是格莱珉和挪威电信公司合作的扶贫项目,现在已发展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企业之一。
 
社会企业,确实可以靠创新,靠对广泛痛点的洞察,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商业亮点。
 
6月28日正好是尤努斯81岁生日。社企日线上线下的嘉宾纷纷祝他生日快乐。他的广泛知名度和号召力,曾一度让他成为孟加拉政府攻击的目标,也在2011年被政府以年龄为由,强制要求离开了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尤努斯现在力推三个零项目—零贫困,零失业、零排放,以社会企业改造被利润和分红裹挟的传统商业模式。他推动成立了一个“三零俱乐部”,让年轻人来出主意和做项目。结构上,还是格莱珉著名的五人一个小组模式。
 
“穷人就像盆景。最好的树种,长在森林里就是大树,种到花盆里就高不过一米,成为盆景。这不是种子的错,是盆容量大小的问题。这个花盆就是我们的社会,”尤努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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