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澳洲前大使

在一个国家寻找方向的时候，有vision、有判断力、同时又敢言的经济学家，常常能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而当两个国家都在寻找方向，也在试探和了解彼此的时候，若站在外交领域，身处两国政经交集，这样的作用可以多重放大。

郜若素（Ross Garnaut，1985-1988)不是第一届澳洲驻华大使（1982年建交），或许也不是澳洲大使里面最勤快的（刚刚卸任的芮捷锐，Geoff Raby跑遍中国31个省），但仿佛总在正确的时间，处在正确的位置，做出日后印证的准确判断。

从头说起，这渊源长。

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定下来不久，北大首次邀请外国访问学者来华，是三个澳大利亚经济学家——69岁的John Crawford，澳洲战后经济政策的总设计师之一；Peter Drysdale，10年后APEC的设计者；还有33岁的郜若素。

1983年到88年，赵紫阳和胡耀邦先后访澳共四次，澳总理霍克回访两次。高调密集的互访，郜若素不仅参与，更是推动者。这个互访的频率现在看来都很稀奇，需知在中国开放之初，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其中有各自内因，也有合力。

中国在进行伟大的摸着石头改革开放，国内懂市场经济的人不多，能交流的海外资源也少。近，和邻居们不熟——日本就不说了，韩国、印尼、新加坡当时都尚未建交；远，和美国建交不久，互信不足。澳洲显得既够西方，又够可交，不仅鲜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上批判中国，还经常流露出善意，如60年代初中国大饥荒时，主动给中国政府提出送粮食。

而澳洲总理霍克彼时也正在大刀阔斧推动澳洲经济改革，放开资本管制，浮动汇率，取消贸易保护措施，要让澳洲经济重拾活力，正在开发和复苏的中国，能带来巨大的市场。霍克与胡、赵达成的共识，就是在中澳之间建立一个跨越意识形态的双边外交和经济合作典范。当然还有一些副产品，如赵紫阳提出中国日后发展需要资源，考虑海外收矿，以后才有中钢收购恰那铁矿的成功案例。而中澳此后的贸易规模和依赖性，自不待言。

身为大使，得到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鼎力支持；身为经济学家，在一片近乎处女地的国家传播经济学常识。郜若素所享有的重视，不要说此后澳洲大使，所有驻华大使中也当属罕见，无可复制。他本身的直言，更放大了自己的作用。

举个例子。1988年，郜若素在武汉钢铁工业学院发表演讲，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带来对海外资源、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他预测到20世纪末，中国年进口铁矿石会超过4000万吨。时任总理李鹏不久公开批驳，说某些外国人在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上夸大其词。2011年中国进口铁矿石近6.48亿吨，其中澳矿3亿吨。

87年，他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谈到中国粮食需求，说中国粮食完全自给自足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维持一个穷国状态和对食物的低要求，否则不可能以世界7%的农业资源提供22%人口需要的高标准粮食。几天后，杜润生请他去人民大会堂讨论，说中央正在考虑逐步开放农业进口，想与之探讨。

我没有去过澳洲大使官邸。在郜若素的演讲和描述中，他驻华时经常在家组织饭局，与中国经济学家、官员讨论各种问题。而他与中国高层沟通渠道的畅通也是远近有名的。87年默多克考虑收购香港《南华早报》时，托他询问中国政府的意见，一天之内就拿到国务院的答复——只要在法律范围内，中国不干涉。

1988年离开中国时，郜若素给澳洲政府提交一份报告，预测中国的崛起、庞大的经济体量和澳洲机会，为澳洲对华政策奠定基石，传为佳话。他看到澳洲对中国了解不足，建议开放中国学生赴澳留学，随成就庞大的自费留学队伍，和澳洲为数不少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些都是历史。

郜若素如今警告澳洲的salad days过完了，现在要过dog days，即——准备好过紧日子。他的论据分几方面：澳洲企业和政府对中国经济过分乐观；继续在中国的传统能源领域下注过大；对中国出口的依赖性太强。对策是：增税、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开支。紧日子长度预计是10年，要求澳洲人民忆苦思甜，拿出当年应对经济危机的勇气来。

同事剑飞对郜若素评价特别高。相对职业外交官，他有经济眼光；相对经济学家，他有实权和实业。在他担任过董事长的众多公司里，有一个叫做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父说的很多，下面是子。John Garnaut，74年生，中文名高安西，澳大利亚几家报纸驻华记者，也被很多人视为史上最好的澳洲驻华记者，既有独家线索又有深度，尤长政治报道。以中国现在的体量和纷繁，很难再有他父亲当年以一个外国人（活着）亲手推动历史事件与变革的环境，却是记录者的天堂。高安西的作品，简言之，各种敏感词。

夏天周末到外交公寓打球时，经常能看到高西安带着三个孩子在草坪和篮球场玩耍。小孩子很顽皮也很开心，仿佛不是在PM2.5高企的北京，而是澳洲绵延的海滩。他们长在中国，正如他们的父亲在中国度过四年的少年时光。而他们长大后的中国，和父辈相比，又是怎样不同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