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去印度新德里开会，亲朋好友只有一种叮嘱：注意安全啊。自然，这是去年德里公交强奸案以及此后几桩强奸案曝光之后的效果。

在新德里一同参会的有印度女法官，律师、官员和NGO负责人。强奸案是话题之一，讨论涉及强奸案本身，此后的示威游行，政府、法院和民间的互动，勾勒出一个设置完整但相对低效，而在互联网时代也被倒逼着提高透明度和参与度的民主社会。可惜的是，国内报道仅见其乱，未见其治。 

强奸案并非印度独有，在印度也并非只此一桩。但公交强奸案引发全印度乃至全球的同情和愤怒，因为情节之恶劣，更因为这是一个twitter和facebook的时代。

强奸案发生几天后，上千人在德里的印度之门和总理府门前示威，画面通过媒体传遍世界。在催泪弹和防暴警察面前是大量愤怒的年轻的面孔——男女数量近乎对半，都是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即中产或准中产阶级，高举抗议标语，紧握手机。“为什么有那么多男人参加示威？他们说，我们也有姐妹，有母亲，可能是女儿的父亲，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女性权利律师协会会长Indira Jaising说。

示威者通过twitter和facebook组织联系，也借助社会媒体保护自己。一个19岁的女孩在示威中被警察带走，立刻发一条“和另外15个女性一起被警察非法扣押，害怕，请转发”的twitter，总计有20万人转发。社会化媒体的大量信息在舆论场上为执法部门制造巨大压力。而印度发达的公民社会，包括律师和NGO，则根据线索与权威部门及时交涉。

有人称此次示威是“印度之春。”其实印度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很低，加上较低的城市化率，示威人群并不具有全国代表性。按照尼尔森3月发布的2013《移动消费者报告》，印度智能手机普及率仅有10%，远不及中国的66%。但借助自由的社会化媒体，一个年轻的社会向一个老迈的政府直接和大声的表达了不满和变革的要求——印度一半的人口不足25岁，2/3的人口在35岁以下，而该国政客的平均年龄是65岁。城市里的年轻人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核心使用群体，尽管总人数不多，但行动力很强。

面对汹涌的民情，印度政府与司法先是各种简单粗暴：派出警察镇压，禁止媒体报道嫌疑犯初审等等。但汹涌舆情之下政府调整了政策，辛格通过电视发表吊唁和表明改革决心，几个州决定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政府还建立独立委员会调查。 

强奸案关注度如此之高，政府自然希望有办法能迅速平民愤。行动迅速是好，但最怕仓促，所幸印度发达的公民社会有足够的智力储备，政府与民间互动也是常态。

“原来我们经常给政府部门提交保护妇女权益的建议，没什么人理。强奸案一出，各个政府部门的人都找我们，问‘你们的提案呢’‘你们的建议呢’我们要赶紧研究，”Jaising说。与政府相比，政党还是竞选导向，尽管索尼亚甘地到访医院，反对党也提议改变法律，但对具体政策的关注还是相对机会主义。

同样，政府的应对也有哪些是临时的，哪些是根本的区别。印度2011年有2.4万宗报警的强奸案，而这些登记在册的不到真实数量的一半。能破获的强奸案不多，其中只有不到1/3上庭之后能最终宣判。此外还有许多二度强奸，即有豁免权的警察或法医再次强奸受害者。于是，传统社会对受害者的歧视，警察的不作为，司法的缓慢和低效，让强奸成为印度社会痼疾。能否从立法到司法加强对女性的保护，而非开除几个地方警察局长或是公交公司管理者，才是治标和治本的区别。

印度的法院虽然以低效著称，但为数不少的大法官以其独立、专业和正直受人尊敬。在官民对立之际，退休法官是天然的权威第三方，也是提出根本性改革方案的最佳人选。德里地方政府任命前州高院法官Usha Mehra一人组建委员会，审视德里政府和警察在处置强奸案中措施是否得当。在联邦层面，政府请前首席大法官Verma领衔的三人委员会，30天参考了8万多条来自社会各方，尤其是大量维护女性权益NGO的建议，提出长600多页，从立法到执法的改革议案。基于这个提议，印度于4月3日通过了反强奸法。

从强奸案发，大规模示威到审判、立法通过总共不过半年时间，推力是年轻的公民社会，而基础是一个弊病虽多，但设置健全的政治结构，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独立的司法权威和民间组织的力量。 

遗憾的是领衔独立委员会的大法官Verma在反强奸法通过不久之后过世。此前，在向辛格政府提交议案文书时，Verman 特意赞扬年轻人组织的示威：“年轻人让我们这些老一代了解了原来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和平的示威让我深受感动……今日的年轻一代堪负重任。”

Verma 委员会成员之一的Leila Seth今年83岁，非常瘦小，目光如炬，是印度历史上首位担任州一级高院首席大法官的女性。“我在八十年代来过中国，还拜访过一个法院，”她对我说。“当时法官听说街上出了事故，立刻骑自行车去现场查看，做记录，然后回来审判和宣布结果，一个人完成全部工作。现在应该很不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