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官在你头脑中是什么形象？

肯定不是这样：睡眼惺忪，头发蓬乱，穿着过于宽大的法官袍，身边垒着一堆文件夹，每开审一个案子之前，先翻出一盘白色的磁带，放到录音机里面，按下录音键，自己先念一遍年月日案件卷宗号和当事人姓名——因为没有法庭书记员。

这是德州移民法庭的法官。全美国有20多个这样的法院，平均每人每年处理5000件案子——折合每天20多件。他们没有书记员、没有助手、自己处理所有的文件，就像一个判决机器一样，在一个装饰简单的屋子里面，为无数白的黑的棕色的面孔做出三个决定：是否保释、是否遣返、是否申请难民。

我们在德州San Antonio移民法院旁听审判的2个小时里面，第一个竟然是中国人，好像是在加州被捉住，因为当地移民法院人满为患，被送到这里来审。

San Antonio是一个离墨西哥边境不远的城市，法庭只有西班牙语翻译。法官没法与说粤语的中国移民交流，只能对电话里的加州律师说：你要申请难民，否则会被遣送回去。再由律师转述给这名中国人。

这个姓王的年轻男子在非法移民里面也算混的不错，起码能请一个律师。大部分被逮住的人是没有律师的，自己替自己说话。移民法庭隶属于美国国务院，算是行政机构的一环，而不是司法系统。法院指派律师的惯例并不适用于此。

非法移民面对的是进门的关口，只要躲过了移民官，待下来，只要不触犯法律，一般就能躲在执法者视线之外，静静生存，等待大赦或者到10年之后自动转为美国国籍。

那天早上最后一个审判的是墨西哥裔的移民，已经在美国呆了7年，有5个公民小孩（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国境内出生的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这名墨西哥人因为殴打妻子，被关起来。此时他在拘留所，通过视频出庭。法庭等候席上坐着她未婚的妻子。

“现在请被告的妻子出庭，”法官说。

“尊敬的法官，他们没有结婚，不应当称之为妻子，”代表政府的律师说。

“好吧，现在请这名被告的……女人出庭，”法官改口。

十多分钟的审讯更像是两个女人之间的谈心。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法官问。

“6年多了。”

“为什么还不结婚？”

“我本来想在一起5年就结婚，后来生了几个孩子，就没来得及结。”

“你申请保释被告，你们能负担多少保释金？”

“我们情况挺糟糕的，我没有工作了……两千美金吧。”

“一千五怎么样？”法官问。

门外大堂里，四个从1岁到5岁的孩子在长凳上等着，最小的孩子嘴里呢呢喃喃，不知道是英语还是西班牙语。在他们附近两个负责安检的警察，胖胖的，抱着肚子在聊天。

法院的楼很难看，像一个密封的盒子，也没有故意跟人套近乎的“人民法院”或者“人民警察”的标识。但是走进和走出的人，无论律师被告亲属证人或者如我一样可以随意到场的旁听者，都不会觉得恐惧。

奥斯汀的NGO迎接新难民的重要一环，就是克服他们对于司法和执法人员的恐惧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难民到达当地的第一天，NGO要安排他们和身着制服还配枪的美国警察见面，让他们知道警察也可以很和善，是保护者而不是镇压者。NGO的负责人跟我们说，难民逃难，要么是因为战火，要么是以执法暴力体现的政治压迫。只有抹去他们的回忆，重塑对国家机器的信任，他们才敢于自信的在街上行走，自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