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特派巴西记者 李昕）凌晨2点。朋友开车带我夜游里约热内卢。一边是星空下海潮涌动，一边是街道和楼群，有的安静，有的喧嚣。

　　车窗外几个沿街站立的女子，在夜色中衣着鲜艳。

　　“她们被称为蝴蝶，”朋友说。“我都看不出来是‘他’还是‘她’，现在很多男人异装，也半夜出来接客。附近很可能还有毒贩。”

　　这条街转弯过去，就是里约最有名的Copacabana 海滩，属于相对富裕和安全的社区。一周后奥巴马访问巴西，下榻的酒店即在此。和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因贫富差距巨大，巴西的里约、圣保罗等大城市十里不同天，富裕和贫困的街区穿插，迥异的不仅是居民阶层、基础设施、安全程度，也是教育和发展机会。天堂和地狱咫尺之遥。

　　里约城中，只要站在高处一望，就能看到众多色彩鲜艳的房屋，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沿山坳蜿蜒上行，有的能长达百米。这些社区的形态、色彩和野蛮生长的气势，与海滩边鳞次栉比的高楼，井然有序街道对比鲜明。

警察Cristiano Mattos de Lima 身后是他工作六年的 贫民窟Santa Morta。他经历过枪战，也抓过毒贩。  财新记者 李昕/摄

　　在葡萄牙语里面，这种些临时棚户区叫Favela，中文译作贫民窟。居民未必赤贫，有栖居之所，有的家庭还有辆吱吱嘎嘎的车。但看过著名影片《上帝之城》，你知道这里的秩序基础和经济来源往往是毒贩和黑社会，慵懒的政府和腐败的警察将外来移民和城市化带来的贫民赶到一处，视而不见，任其社区扭曲变形；听过迈克尔•杰克逊90年代初的MTV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里面震慑人心的群鼓就在里约一个叫做Santa Marta的Favela拍摄，伴着鼓点的呐喊当是贫民窟居者的心声：被政府和社会放弃之后，他们被褫夺的不仅是尊严，还有发展和改变的希望。

　　里约最初的Favela居民是1897年的2万名退伍士兵。打过胜仗之后，来到里约，等待的不是光荣，而是无家可归和政府的不闻不问。士兵在山坡上自己搭建屋子，用曾经浴血的战场Favela，为无奈的新家园命名。上世纪40年代，巴西遭遇经济危机，城市贫民丧失住宅，在市郊搭建房屋，成为新的贫民窟。此后数十年城市化进程加快，涌来里约的移民也都在大大小小的贫民窟栖身。

　　每个大城市都有下层收入居民自建的临时住宅群问题，程度不同而已。也没有哪个政府乐见贫民窟如此漫山遍野，等于赤裸裸宣布其治理的无力无能。里约历史上经多次采取运动式清理：将居民移走，房屋履平，试图建新屋将其移回。可是由于财力不济，效率缓慢，新屋不能及时建起来，老百姓又另找地方，自己再次动手建房。还是Favela。

　　若仅是贫穷倒也罢了。巴西国境线漫长，除了厄瓜多尔和智利，与所有的南美国家接壤，其中包括世界前三大可卡因产地：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众多毒品流向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既供当地使用，也借道运向海外。毒贩藏匿于众多贫民窟中，组织严密，规模庞大，堪为国中国，贫民窟由此成了混乱和罪恶之源。政府每次打压，毒贩往往发动暴乱和抢劫作为回击。决心在奥运和世界杯之前提振社会治安的里约警方，2000年11月曾在一个贫民窟和600百多名毒贩正面交战，夺回该地控制权。交火中共有42人死亡。

杰克逊当年拍摄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的贫民窟里， 现在有一尊振臂的铜像，矗立在这个社区的山腰。 财新记者 李昕/摄

　　现在走在Santa Marta的窄巷里面，我们感受不到歌曲中的绝望和愤怒，看不到电影里的犯罪横行。2009年里约开始一个叫UPP（ Unidades de Polícia Pacificadora）的计划，系统治理Favela，全面引入公共服务：通水电和互联网、修路建房。更重要的是加大警力，警察随时巡逻，不仅充当执法机器，维护治安，也承担居委会职责，即将居民的诉求搜集整理，解决问题或向政府反映。用治理和执法赶走毒贩，夺回贫民窟的秩序，然后再求发展。

　　与我们同行的33岁女警官普利西亚（Pricilla de Oliveira Azevedo） 刚刚被提升为里约UPP项目总管。在这个社区里面，家家的孩子都和她招呼，赤膊在门口烤肉的年轻人邀请她一起吃，老人跟她拉家常，俨然是一个优秀户籍民警的形象，唯一不同是腿上别着的枪和警棍仍然醒目。

　　从放任到接手，里约放弃了许多城市曾经走过的旧路：简单粗暴的把居民赶走，把旧房履平，再引入商业抬高地价，让居民无力返回，最终迁徙离开。巴西政府的办法是，先从毒贩手中夺回控制权，随后进行是渐进改造，加大服务，换取治理。这一过程最终会提高居住成本，人们要支付水电气和上网费用，房屋租金也逐渐升高。但居民享受到的是政府的服务，社会安全，发展的机会和自我选择的权力。

　　项目很好。瓶颈是规模。目前UPP计划覆盖里约的16个Favela，约25万人，而贫民窟居民有上百万之多，几乎占全城人口的1/5。

　　UPP计划当是政府财力提升和执政能力提高的结果。巴西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不能再对贫富差距视而不见，政府有资金也有意愿，通过渐进和合理的方式，逐步弥合社会差距。

　　可能因为稀少，也因为成功，Santa Marta俨然成为样板贫民窟。不仅记者、学者、摄影师、电影导演常常到访，也有专门的旅游路线，运来各国游客，举着相机穿街过巷。

　　坐车到山顶，然后延小道走下，侧身，弓腰，转弯拐巷，能碰到踢球的儿童，穿着低胸短裙的女孩子，坐在门槛上的老人，赤膊的男人，垃圾堆旁边的花盆，门外一字排开晾晒的衣服。在窄窄的路上，他们的生活向你迎面扑来。

　　贫困和边缘的状态供人观瞻。我不会葡萄牙语，无法询问当地居民的感受，只从他们眼神中读出漠然。■